北京友谊医院肝移植中心主任朱志军教授（右）为肝糖原累积症患儿进行亲体肝脏移植手术。新华社发
2016年12月25日，在深圳工作的普通白领李旦迎来自己25岁生日。这一天，她决定做一件自己看来颇有意义的事：登录“施予受”网站（国家卫计委推出的器官捐献登记网站）后，输入自己的身份证号和姓名等，正式成为一名器官捐献志愿者。李旦说：“生命是短暂的，但可以在他人身上存续，我觉得这很美好。”
迄今为止，“施予受”网站已有11万多名像李旦这样的中国公民登记成为器官捐献志愿者。而据估算，中国每年因终末期器官衰竭而苦苦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约有30万人，但是每年器官移植数量仅约1万例。
手续繁杂像政审
“器官捐献能让器官功能衰竭的病人获得新生，不仅传递着爱心与温情，更检验着一个国家文明与法治的成熟度。也恰恰说明中国传统文化中始终闪耀人性的光辉。”中国器官移植发展会理事长黄洁夫说。几周前，他领导的中国器官移植发展会与拥有4.5亿实名注册用户的支付宝合作，在支付宝上开通了“施予受”网站登录入口，为器官捐献志愿者提供了“一键登记”的便利。
调查显示，83%的参与调查者愿意成为器官捐献志愿者，56％的人不愿登记的原因是“不知道在哪儿登记或手续太繁琐”。
“以前器官捐献登记表非常复杂，像干部的政审表一样。”黄洁夫说，“我们做过统计，在登记捐献填表上，每增加一个项目，就会减少100万人的登记。”
记者登录“施予受”网站看到，截至2016年12月29日，已有113284人登记。“支付宝开通器官捐献登记服务两天半就有4万多人登记，这是‘施予受’网站过去两年半才达到的登记数量。”黄洁夫说。
移植费高令人望而却步
器官移植是上世纪下半叶引进中国的医学科学技术，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现已成为一种成熟的临床技术。2015年，中国就完成了10057例器官移植手术，是最高一次。但在黄洁夫看来，中国的器官移植还存在很多问题。
移植费用高昂让很多患者望而却步。“虽然公民捐献的器官是无偿的，但是器官获取、保存、运输和移植手术都需要付出巨大成本。”黄洁夫说，发达国家器官获取、保存、运输的成本是由政府财政覆盖的，因为器官移植属于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
2016年全国两会，黄洁夫以政协委员身份提案建议将肾移植纳入大病医保，得到了人社部的肯定回复。但在他看来，真正把移植费用降下来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建立符合国情的捐献体系
另一个困难是供需缺口。“我们现在缺医生、缺医院、缺协调员。”黄洁夫说，目前全国只有几百名器官移植医生，能够开展的手术在1万例左右；具有器官移植手术资质的医院只有169家。“我们呼吁增加到300到500家。”黄洁夫说。
随着公民自愿捐献器官数量不断增加，一个特殊的群体——器官捐献协调员也在不断成长。他们很多都是志愿者，负责联系捐献者家属、宣讲捐献政策和法规、协助完成捐献……他们的工作一边连着逝去，一边连着重生。到2014年底，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注册认证的共1151名。
“必须有更多的人加入进来，我们要搭建一个遵循世界卫生组织指导原则并符合中国国情的器官捐献移植体系，包括：器官捐献体系、器官获取与分配体系、器官移植临床服务体系、器官移植后科学登记体系和器官移植监督体系。”黄洁夫说。
前不久，美国学者罗伯特·劳伦斯·库恩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不要误解中国的人权进步》的文章，认为中国近来在人权领域取得了两大性的成就。第一个成就是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第二个是2015年1月起，中国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公民自愿捐献成为器官移植供体的唯一来源。
的确，器官捐献和移植工作涉及诸如文化、法制、伦理等深层次的社会问题，但中国人正在通过自己的办法，逐步解决这些问题，走出了自己的路。
